官谣是何谣 谣言止于“知者”

2013-08-01 13:20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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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都网)这些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颇具震撼力的社会事件一桩接一桩,而语言表达也随时跟进,于是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经过创造、改进或者调整的夺人眼球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形式。

  故宫,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无论是古代的紫禁城还是现在的博物院,都是深不可测的。但最近发生在故宫的一系列事件,将故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种系列事件被网友归纳为“故宫八重门”或“故宫十重门”。

  故宫掀起门帘,突然打开的第一重门是2011年5月8日出现的失窃门:故宫中的展品被一个技术含量几无的窃贼轻易得手。案发后,北京警方一二三四五,仅用了58小时,就抓住了窃贼,找到了部分展品。惊喜交加的故宫博物院官方为了表达感谢和颂扬之情,在副院长的带领下送给北京市公安局锦旗一面,上书十个黄色大字:“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立即发现此“撼”非彼“捍”。网上迅即出现了层层围观。然故宫不为所动,坚定地认为此“撼”字跟“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的“撼”字使用是一样的,此为通假,显得典雅厚重;并说这种使用还是请教了专家的,可是专家是谁,不可说。然而,群众的力量又是强大的,最后故宫官方实在抗不过了,5月16日,终于在其官方博客上发表了致歉声明,同时对制作人的身份做了郑重辟谣:“此次赠送锦旗由院保卫部门负责联系、制作,由于时间紧,从制作场地直接将锦旗带到赠送现场,未再交院里检查。”这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凡是马失前蹄之处,常为临时工、保安保卫所为。

  失窃门发生不久,又出现了会所门。2011年5月11日,有央视名嘴发表微博称故宫的建福宫已被改造成了一个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故宫官方立即坚决否认这种“谣言”。然而在网民的奋力围观下,故宫官方又不得不做出新的解释。这再一次证实了民间“谣”言也有一定的“真理”性和真“理性”。

  一次失窃,帮故宫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故宫深锁之“门”被一重接一重地撞开了,什么解雇门、拍卖门、哥窑门、佛像门、瞒报门、屏风门、私拍门、封口门,门门相映,真有“山顶千门次第开”的架势,直至8月15日曝出了黑板门。故宫的房子多,门自然也很多,不知道将来还会开哪一扇“门”。每打开一门,故宫官方都先做稍许的沉默,然后奋力辟谣,郑重地、多角度地做出申明、解释,可是这一来又催发了人民群众的“窥私”欲。“不明真相”而有特别想明真相的广大群众并不理解,更不领情,因此吐出了更多的口水。哥窑门出现后,在有关故宫门的网语造词上有所创新,针对故宫官方的各种说法,人们直接奉送了一个词:“官谣。”此官谣者,官方谣言也。

  古代窑厂分官窑和民窑。给皇家烧制瓷器贡品的瓷窑及其产品属于官窑;非官府经营的、给民间百姓烧制瓷器的瓷窑及拿到市场上去卖的瓷器都是民窑。哥窑属于官窑还是民窑,尚有争议,但其制品的品质之高,历来受到收藏家、鉴赏家、考古学家的追捧。对“哥窑”的官窑地位的大讨论,突然引爆了“官谣”一词。这个哥窑门,从“官窑”到“官谣”,一字之别,别有洞天。于是老百姓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官窑”还是“官谣”?

  给“官谣”强化注释的还有随后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7月23日,温州发生了动车追尾的特大惨案,死三十余人,伤两百余人。事发第二天,铁道部举行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新闻发布会,在回答事故现场为何抢先掩埋动车车头的疑问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陈述这是为了现场抢救的需要,并脱口秀出了一句惊世之语:“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当被问到为何救援结束、拆解车体时竟发现了一名生还儿童的情况时,该发言人竟然宣称:“这是一个奇迹。”很快,这句“名”言风行网络,立即获得了“高铁体”的名号,引发了网上疯了般的造句运动,如:“高铁是安全的,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食品是通过安全检测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中国足协说:中国足球能进2014世界杯,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官方的解释被当作了掩盖事实真相的“官谣”,民间的“谣言”又在四处散布。为了使大家看清“民谣”的真相,官方多次出来辟谣。由于政府信息的透明程度很差,对谣言的反击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事后证明,有的民谣确非事实,然而,官谣与民谣齐飞,真相共假相一色,当时又如何明辨得了孰是孰非呢?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透明。但我们往往习惯于以“谣”对“谣”。

  从故宫门到动车门,在遭遇突发事件时,我们能大体看到,事情常常是这样一波三折的:有关官方在紧急情况下试图寻找一个解释,解释不通时就找一个新的解释来代替旧的解释,如是再三。在当事人和围观者看来,这种不停地寻找解释就是在不停地制造“官谣”,官方的反复辟谣反而使“民间谣言”(“民谣”的新义新用)传播得更广。结果,“民谣”哪怕并不真实,也传播得更“及时”,而“官谣”则容易成为揶揄、批评、玩味的对象,像病毒一样传播于网络。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官谣”这个词的前后事及其在相关事件中的传播过程颇堪玩味。

  作为谣谚意义的“民谣”这个词产生得很早,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甚或更早,既有乡村民谣,也有都市民谣。而“官谣”虽然并不是这段时间才出现的一个词,但其历史并不长,大体是在世纪之交才出现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中没有“官谣”一词。笔者在《杂文月刊(选刊版)》2008年第8期看到过一篇文章《大跃进中的官谣和民谣》,其中有言:

  大跃进中有两种歌谣,一种是代表官意的“官谣”。那时候,各省市县、公社、生产队都有编写民歌的班子,全国集大成者当属周扬、郭沫若编辑出版的《红旗歌谣》。这部歌谣堪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配合“大跃进”、“放卫星”的政治需要,打着民歌的幌子,说大话、谎话,牛皮吹上了天。比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公社粮食堆云天,社员爬上当神仙,扯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跨太平洋,猪背可以降飞机,耳朵成了飞机场。”“一个稻穗长又长,黄河上边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开来不晃荡。”像这样吹牛皮、放大炮、荒诞不经的官谣,当时到处都是。它代表官意,是被“愚民化”了的民意、被强奸了的民意。一种是代表真正民意的民谣。这种民谣虽然在地下在民间,声音很微弱,但却是代表民声民意。彭德怀引用一首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这是反映社会反映民意的真正民谣。

  上面的“官谣”指的来自官方或为官方代言的谣谚,是体现官方意志的民谣或准民谣、伪民谣。显然,这里的“官谣”是仿“民谣”(民间谣谚)而来,“官”“民”相对,替换成词。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来自“官方民谣”或“官方谣谚”的减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来自这两种构造机制的合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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